李治邦，男，1925年的“重阳节”出生在段甲岭镇高庄子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贫困的生活，纯朴的民风，战争的环境，艰难的经历，造就了他从小就是一副钢筋铁骨：坚强的性格，超强的才干和不服输的精神。

1945年8月，李治邦怀着满腔的热情参军入伍。但是，壮志未酬，他在一次战斗中因伤致残，1948年转地方休养。休养期间，李治邦协助地方工作，成为高庄子村所在五区（段甲岭区）的协理员，拄着双拐到各村宣传《土地法大纲》。鉴于他出色的工作表现，1950年经五区武装部赵部长和高庄子村老党员陈玉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李治邦长期在地方工作，当过基层供销社主任，当过三河县供销社科长、经理；历任蓟县造纸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三河县汽修厂厂长、化肥厂厂长、小五金厂厂长，后任三河县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五金机电工业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期间，多次立功受奖，尤其在任三河县五金机电工业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期间，他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取得了骄人成绩。公司被评为全国二级先进企业，他本人于1986年、198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8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者奖章”。

临危受命挑重担

1975年，三河县五金厂成了全县知名的“老大难”企业。这个仅有57名职工的小厂，开办不到7年，却换了九任厂领导。县工作组三进三出，也没整顿好，仍然是年年赔、月月亏，濒临倒闭的边缘。

让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企业主管部门犯了难。

有谁愿意跳进这个“火坑”呢，不少干企业的人都望而却步。

这时，县委把目光放在了县化肥厂厂长李治邦身上，相信他能担起搞活五金厂、改变企业面貌的重任，决定调他到五金厂当厂长。县委书记赵惠臣亲自找他谈话，语重情长地说：“老李呀，由一个先进企业到落后单位任职，任务艰巨担子重，对调动有什么想法吗？”面对领导的询问，李治邦不是没有“活思想”。是啊，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化肥厂地位举足轻重，县委视之为农业的“命根子”，基层当它是“香饽饽”；而五金厂，是一个“老大难”，凡知根知底的人，谁也不愿跳这个“火坑”。

李治邦天生就是一个敢拼敢干的人。抗日战争时期，血气方刚的李治邦加入了三（河）通（县）香（河）联合县支队，后转入冀东14军分区53团、16团，曾参加攻打香河、宝坻、石匣等战斗。在石匣战斗中，他和日军拼刺刀，杀红了眼，身负37处伤，后被日本的“甜瓜”手雷炸伤了腿，骨折筋断，昏迷不醒。连大夫都认为他没有希望了，把他放进了“太平间”。然而，顽强的李治邦几天后苏醒了过来。为此，他常常对人讲：“当初就没想能活到今天，活着就是赚的，干什么都知足”。想到这些，李治邦斩钉截铁地向赵书记保证：“共产党员随时听从党召唤，越是困难越向前。”

稳定人心扭败局

李治邦来了。他拖着一条残腿走进五金厂。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满院子杂草，一片荒凉；12间厂房少窗无门，四面透风，5台车床有2台散了架，用铁丝绑着；车间里，工人仨一群俩一伙，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懒懒散散；打开会计的抽屉，一个镚子儿也没有……整个工厂破败不堪，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濒临倒闭。

困难并没有吓倒这个钢人铁汉。面对这一切，李治邦的脸上没有半点愁苦，有的是刚毅、坚定、踌躇满志。他不想退缩，而要迎难而上。

“先得把人心稳下来”，他想。怎么稳定人心呢？

该吃饭了，伙房里没有煤，工人们只好掏出冰凉的饽饽啃。看到这儿，李治邦马上派人到附近的冯庄子村借来了柴禾，让大家吃上了热饭。工人们看这个厂长不是虚晃一招就走的架势，真是要安营扎寨，和大家一起打拼来的，人心一下子振奋起来，干活也来了劲头。

那时候，厂里只有一种产品——灵山牌锁头，人们称之为“黑豆腐块”。但是，要钱没钱，要原料没原料，怎么恢复生产？向北京长安锁厂求援。所谓“求援”，实际上是由一名副厂长带队，领着一拨子工人，揣着饽饽，夹着麻袋，一天一趟北京，帮助人家打扫院子和车间。人家工人下班出厂，他们看着人家的脸子进院，然后再把打扫的“垃圾”背回来，又筛又捡，从中收集人家扔掉的锁头的弹子、弹子簧和废料，以备自用。由于有了原料，生产很快搞了起来，人心也跟火团一般，整个工厂恢复了生气。

不拘一格选人才

人心稳定了，李治邦开始他第二步棋——选人才。他认为：办好工厂，人心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首先，挑选了一个精明的业务人员——高连富。他，共产党员，高中毕业，聪明能干，一口气能说出上百种钢材的型号、性能、用途。办工厂，这样的人才是宝贝。虽然高连富仅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李治邦决定启用他、重用他，先让他当业务员，后又提拔为管业务的副厂长。

其次，培养了一个过硬的技术骨干——王书海。他，高中毕业，聪明好学，老实厚道，车、钳、电、铆、焊样样精通。办工厂离不开这样的人尖子。虽然王书海只是一名合同工，李治邦却优先培养他入党，先是让他作技术员，后又大胆地提拔为副厂长，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

从此，高连富、王书海成了李治邦的左膀右臂。（后来，高连富成为县五金机电工业公司副经理并在李治邦离休后接任五金机电工业公司总经理，再后来升任三河市经委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书海成为管技术的副经理，后来创办三河市钢管厂，再后来升任市经委副主任）有了高连富，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业务；有了王书海，就可以保证产品质量，并千方百计开发新产品。

为了打破单一产品的局面，李治邦决定上马生产电机，并成立攻关小组。李治邦亲任组长，坐镇指挥；高连富负责跑原料、跑销路；王书海负责技术攻关。万事齐备，只欠资金。李治邦胸有成竹地说：“钱冲我要，我去磕头，卖我的老脸也要保证资金供应。”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经过努力，很快生产出20台电机，一出手，就纯挣7万元。别小看这7万元，在当时五金厂干部、职工眼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靠这7万元，鸡生蛋、蛋生鸡，先是上马自行车锁、金属大衣架，后来又研制成功电磁离合器、干洗机等产品。企业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几年的功夫，由只生产单一产品的小五金厂，发展成为拥有产品多、质量好、价格优、市场覆盖面达十几个省市、远近闻名的国家二级企业——三河县五金机电工业公司。

未雨绸缪创新品

李治邦历来视产品为企业的生命。五金厂的传统产品是锁头。从1979年开始，根据市场的需求，主产品定为自行车锁，一干就是8年。在这8年中，他们迎合用户的心理，努力研制新品种、新花色，不断升级换代，到1987年，自行车锁已发展到第六代，有16种不同花色款式，产量也由开始的每年14万把，增加到300万把，仍供不应求。正当自行车锁在市场上大红大紫之时，李治邦却思虑着一个问题：企业产品单一，以后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于是一个新的思路在他的脑海里形成：瞄准未来市场，研制新产品，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一旦市场变化，新产品即可马上投入生产。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吃一研二眼观三”。

为此，李治邦建立一个全国的信息网络，在十几个大中城市设立了43个信息网点，聘任专业、兼职信息员64人，每年可收到来自四面八方关于市场需求的信息250多条。从而把客户需求摸得准准的，市场变化看得透透的。

1979年，李治邦通过调查市场空缺，听取用户呼声，第一个生产出金属大衣架，曾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百货大楼的热门货，顾客到北京百货大楼买三河生产的金属大衣架，需凭票，甚至走后门。

1985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穿毛料衣服的人多了起来。李治邦由此判断，城乡干洗衣物难的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市场将需求大量的干洗机。于是，他组织技术人员攻关，研制出25公斤、15公斤、8公斤三种型号自动干洗机，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当时市场的紧俏货。

李治邦就是这样，越是在企业兴旺的时候，越要上新产品。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李治邦策划开发了包括大衣架、干洗机、电子离合器、模具等14种新产品。他们以产品养产品，以老辅新，以新促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拓展企业的自我腾飞之路。

敢为人先搞改革

早在改革还没有成为时髦字眼之时，李治邦就从企业的现实弊端中看到：改革是企业不竭的动力，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他反复调查研究，经过对4万多个数据的分析，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在企业内部先后实行了定额生产、计件工资、联利分成、联利计奖、费用包干等多项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取消了“大锅饭”，把职工的责权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深受勤奋者的欢迎，也遭到懒人的反对。有人说李治邦是“搞资本主义”，拒不接受定额，有的完不成任务，月工资减少，就领着孩子老婆到他家吃饭；有的因无故旷工被除名后竟用刀、棍相威胁，往他家里扔砖头等等。如此种种，李治邦都没有被吓倒。自1978年实施改革后，利润年年上升，1979年产值和利润分别实现75万元和6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80年比1979年翻一番；1981年又翻一番；工人人均收入增长了1.4倍。人们信服了，都说“还是改革好！”

然而，李治邦并没有就此止步。企业不断研制新产品，迅速扩大规模，需要注入大量资金，怎么办？曾经当过供销社主任、科长、经理的他，从农村供销合作社原始积累的入股经营中受到启示。他想：作为工业企业，同样可以办成群众性的经济实体。于是，他从1984年开始在企业内部试行股份制。具体方法是：本企业职工一律自愿入股，每股10元，多股不限，股期一年，年终按比例分红；年底在结算红利的同时，组织职工认购第二年股份。实行股份制后，职工人人成了股东，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利益休戚相关，“做企业的主人”不再是一句空话了。一年多时间里，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358条。

1984年底，职工入股为5700股，到1985年年终，每股分得红利8元，共计45600元，加上年终奖金，职工们都没有拿走，就地认股，成为1986年的股金，共12700股，股份金额占企业自有资金的40%。到1996年底，股金扩充到20万元，自有资金增加到60万元。自有资金的迅速增加，也扩大了银行贷款规模（当时政策银行贷款额度与企业自有资金相匹配），强势给力企业经营，自有资金利润率达到240%。

李治邦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在三河首创了“星期六工程师”。他在生产经营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市场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为此，他着眼长远，在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基础上，大量引进人才，走“借梯上楼”的捷径。聘用“星期六工程师”，就是其中一招。开始，他们凭借近临京、津、唐的地理优势，到国家大企业和科研院所招聘技术人才，短期聘用。在这里住上三天五日，最多十天半月，解决完生产技术难题就走，给予一定经济报酬。发展到后期，技术人员每周末来，帮助企业研发产品、攻克技术难关，解决生产问题，固定报酬并另有奖金，人们称之为“星期六工程师”。并在县委书记还坐“212”吉普车的情况下，在廊坊地委书记王洪廉的特批下，购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专门接送工程师。

企业尊重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也以企业为家，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干洗机已经成为五金机电工业公司的主打产品，一代干洗机重几吨，傻大笨粗，“星期六工程师”从市场需求出发，潜心研制，二代干洗机降至七八百公斤。后来，他们又研制出了一次洗衣量10公斤、8公斤的转型干洗机，在市场上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由于有了“星期六工程师”，三河县五金机电工业公司产品上档，企业升级，名声大振，迅速发展。

到1986年底，企业职工已增加到700多人，比1975年李治邦刚上任时增加了13倍；资产达到420万元，年产值近千万元，增长57倍；利润150万元，增长406倍；定型产品品种8种、11个系列、37个花色品种。一个几近破产的企业，经过10年的努力，一跃成为国家二级先进企业。

社会上给予高度评价，都说五金机电工业公司“翻着跟斗发展”，主要得益于李治邦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